作者 | 齐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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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在新加坡的《海峡时报》上看到一则新闻，内容是说，在愈演愈烈的电信诈骗浪潮中，一些受害者正在被严重的心理创伤折磨，对相关心理干预和咨询的需求与日俱增。

我好奇：心理咨询为电信诈骗受害者提供解困途径，是否已经有成熟的办法了？于是我搜索了一圈，倒是看到另一条2021年的欧美新闻，其中提到，已经出现了一种针对心理咨询师的定向诈骗——骗子伪装成公检法人员，打电话告诉心理咨询师说，某个曾经来咨询的客人惹上了官司，会把咨询师牵连进去，从而要求咨询师做一系列转账、购买礼品卡之类的操作，来摆脱怀疑。

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一手段居然成功令一些咨询师上当。为什么呢？报道中提供了一种分析：咨询师的职业要求要为客人保守隐私，并且针对个人提供个性的解决问题办法。这使得咨询师们更急于解决困难，更容易答应“不告诉任何人”，从而被伪装成公检法人员的骗子孤立起来，最终精神上受到控制，对方说什么就做什么。

这样的例子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：尽管如今流传着许多缅北等地诈骗集团残忍暴力的故事，但在这个故事的另一边，他们的“业务”很多时候都在针对高学历人群乃至各种精英专业人士。诈骗的一面是人口贩运和现代奴隶制的野蛮，另一面则是精心计算、设计的心理和社会陷阱。

《孤注一掷》剧照

诈骗集团混合了高科技、心理学、大数据和犀利的社会观察。已经有不少深度报道指出，如今的这些犯罪集团，或者说“公司”，会购买各种泄露出去的隐私数据，然后做数据分析、筛选，甚至做用户画像，来精准定位对什么人要用什么样的剧本和手法。

如此一来，再把防诈骗宣传做成“不要犯傻，天上不会掉馅饼”，是否会覆盖面有限，甚至出现某种副作用？是的，在很多例子中，被诈骗和被贩运的人的软肋是对赚钱、成功或者亲密关系的渴望。但也不要忘记，在很多例子中，急切地想要证明自己、害怕卷入麻烦，以及面对问题的无力感，也是把受害人一步步推向深渊的重要驱力。

比如，没有人会希望别人把自己视为无能的、没有辨别能力的人。诈骗犯罪分子也深知这点。因此，在很多例子中，骗术一方都会投入一些成本，让受害者建立信任，并说服自己这件事是安全的。《海峡时报》举了一个新加坡本地的例子：一位大学毕业生王女士急于找工作，卷入一场骗局，对方先是安排她汇款做一些投资，之后给她一次又一次的小额回报，让她对这份工作的真实性深信不疑。最后那边再一次性让她支付几万美元，得到钱之后随即消失。

王女士这样的受害者，可能很多都不愿意报警或是向社会分享自己的遭遇。我们的社会整体上对失败是有敌意和恐惧的。反诈骗的工作本身，也把被骗描述为一种不智。但现实中，再聪明的人也不是没可能被高明的骗术所暗渡陈仓，一旦成为受害者，社会和周边人给予我们的又往往是负面评价乃至嘲讽。诸如网上“没事为什么非要去缅甸”的话，多数也是这样的“事后诸葛”。

一些分析认为，诈骗受害者的被害过程和事后心态，和性骚扰受害者的状况是类似的：出于恐惧或其他复杂心态，人们在被害的过程中难以反抗或者摆脱，而在事后又面临着“为什么你会中招/为什么你会被侵害”的社会压力。其中充斥着羞耻感、孤立感。

我们的确需要考虑：在打击这些犯罪和劝喻人们不要犯傻落入骗局的同时，社会是不是能够给到被害者一些更好的包容和支持呢？尽管前述例子已经显示，就连心理专家都会落入骗术圈套，但我们若能更关切到受害者的心理创伤，显然有利于他们分享出自己的遭遇，帮助更多人识别和警惕犯罪行为。

更重要的是，基于缅北目前无数问题——军政府、内战、族群冲突、经济危机——的交织，我们无法对近年内消灭这些“产业链”抱有任何乐观的期待。上述问题短期内恐难以根绝。